你激励了我——写在《经济研究》复刊40年之际
呼唤、邀请与道贺
在《经济研究》迎来复刊40周年的时候之际，一封来自编辑部唐寿宁先生发来的，抬头为“我与《经济研究》”文集的征文呼唤，勾起我动笔写下这篇回忆的激情。正是因为《经济研究》给予我时不时的露面机会，让我在同行中成为“经济学者”，甚至一篇网上爬虫“哪些学术大牛发了《经济研究》？——来自2009-2017年的数据分析”还将我列进前十，让我既感欣慰，也感惭愧。因我自知，我仅是一位“露面”学者，与“大牛”根本不沾边，确切地说，我是沾牛人光成为所谓“大牛”的。同日，又收到编辑部孙三百先生发来的一个“《经济研究》高层论坛——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暨《经济研究》复刊40周年”邀请，更让我惊喜万分。一位因沾“牛”人[1]光而“露面”的学者都被邀请，怎能不让我激动？尽管差不多同一时期，我所在的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正在喜迎百年华诞，由我担当召集人，正在准备一个“经济学研究前沿青年学者论坛（2018）”，论坛也是《经济研究》编辑部主办，由安泰学院承办。两个会议时间安排看似属于无缝对接，一个2018年5月16-18日，一个是5月18-20日，对我来说，实际上应是会期冲突。安泰论坛由我们承办，专家学者都是冲着我们来的，在他们到达上海时，却见不到召集人，实属尴尬，对此我深有体会，故用“无法分身”回复了编辑部。但从内心看，能够收到这个邀请，乃我之三生有幸。故在写这篇回忆稿时，不仅有激情，更有激动。幸好，在准备安泰百年华诞的经济学论坛时，我看到一篇题为“为什么你不能发《经济研究》？”的微信帖子，据说是学界大牛，北京大学姚洋先生的演讲。受其影响，同时也想为经济学青年才俊贡献一点自己的体会，我也写了一篇题为“通向TOP研究之路”，以作论坛文集之序用。现就结合这个序将“我与《经济研究》的故事分享予大伙，不妥之处，还请理解。当然，分享前，谨记自己的初衷，给《经济研究》编辑部送去我的真诚：一声道贺。
祝福《经济研究》复刊40周年生日快乐！祝愿《经济研究》高层论坛顺利召开！
四十年的努力，成就的不只是《经济研究》本身在学术界的声望，更多的是一个个初出茅庐的学子从这里走出，一代代英姿勃勃的青年才俊在此亮剑，一位位满腹经纶的经济学大师重新归来。这自然地让人想起一句经典英文歌词：“You raise me up，to more than I can be.”（超越自我，来自您的激励）。四十年的奋斗，记录的不只是中国经济一点一滴的变化，更多的是一个个中国经济学人成长的酸甜苦辣。今日的呼唤，正是编辑部同仁着想未来，期望通过“我与《经济研究》”这一主题，给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率先进行的系列人才谋划。为此，作为一名大学教师，在这里，我谨代表上海交通大学“华村一家”科研创新团队向《经济研究》编辑部的同仁表示由衷谢意。正是你们的辛劳，成就《经济研究》在中国学术期刊中的地位，成就了一个个经济学人在学界威望的不断提升。你们是中国经济学世界最辛苦之人，同时也是最幸福之人。谢谢你们，同时也祝福你们！
听说、关注与羡慕
说实在话，对于一位从事经济研究的学者，无论学术水平如何，《经济研究》在其心中的地位都是非常高的。尽管在今日中国顶尖高校国际SSCI化的推动下，不少学者的研究成果表达方式由“码方块字”转变为“组合英文字母”，但中国《经济研究》在学者心中的位置并没有下降，甚至不少学者都由衷地发出一声叹息：相比国际SSCI，在《经济研究》发文更难！是啊，一些已成为众人羡慕的“青年长江”，却私下里在羡慕拥有数篇《经济研究》论文的普通学者，到底谁更“牛”？是畸形的学术评价制度，还是“东山与西山”[2]的比高问题？
对我来说，尽管从大学起就可以算做进入了“经济研究学者”行列。大学读的是“农业经济管理”专业，但对于经济学到底是什么？从来也没有认真理会过[3]，更不用说写著论文，在《经济研究》发表了。似乎《经济研究》与我的大学学业没有任何关系，如果说有，也只是听说而已。大学毕业走上继续深造的研究生之路，似乎开始了对学术期刊的关注，但也仅仅是关注。那时的我，并不会写文章[4]，好像学校也没有像今天那样有硬性规定：研究生毕业必须在某个级别的杂志上发一定数量的论文才能拿到学位证书。学术期刊在我心中的地位强化与提升，应当与那时我的一些思想比较开化的同学之努力有关。当看到来自邮局的一张张稿费通知，上书某某同学；当在资料室浏览期刊，翻看着一篇篇印有就在身边的熟悉人名，且还散发着铅印“清香”的学术论文，让自己不由自然地向这些的同学靠拢，向高大的老师投去无限的羡慕！至于是什么级别的杂志，好像并不在我的关注范围。如果说有关注，那关注重点也仅在自我设定的人生发展导师身上。这个人不是别人，他就是我的大学老师，研究生期间高我两届的同学，冯海发先生。在我读研期间，冯老师的一言一行几乎影响着我的人生。在那个俗称“爬格子”的年代，冯老师算是我等的学习楷模，他的勤奋让我等这些同校、同窗汗颜[5]。记得在自己工作近两年，还一篇文章都写不出，厚着脸求着冯老师挂个名，现在想来虽说是“不正之风”，但对自己恰是一剂强心针。非常爱面子的我，暗暗下决心，一定要用行动证明自己，否则，这样的结果会让人耻笑一生。
觉醒，努力与收获
受时代认识局限，研究生毕业后执意放弃深造，到一所省级研究单位从事“三农问道”。尽管自己还比较勤奋，但成果质量提升遇到很大的瓶颈，故而产生再次求学之念头。1996-1999年的中国农业大学博士行，不仅让我从认识上提高了学术意识，更从行动上感觉到改变自己的现状[6]是多么有必要。觉醒，一个重要的觉醒，让我从认识到行动去践行：“学术能力提升需要寻找强有力的竞争空间”。由此，我也就把寻找这一空间当成自己未来发展的方向去对待。故在博士学业完成后，向所里提出到外地去做博士后的申请。
尽管我也深知，博士后是一项暂时工作，放弃既有“光明前途”[7]会遇到相当大的困难，但依旧“我行我素”。从太原寄出的三封博士后申请之信，在一周刚到即收获一封回复[8]。在那个传统邮递时代，真可谓“神速”。刚刚四校合并的浙江大学，一切处在变革中。刚刚从浙江农业大学副校长转任新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党委书记的黄祖辉先生用他那一贯的，雷厉风行的工作方式，热情洋溢地回了一封欢迎信，使我有机会成为“黄家军”的一员。在国家教育部首批确定建设的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浙江大学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简称“浙大卡特”）正式挂牌的次日[9]，我即由黄土高原的名城太原搭乘1582次列车来到人间天堂杭州，来到浙大，让我有幸成为“浙大卡特”原汁原味的“第一人”。
浙江大学到底有多大，到底有多牛，在来之前并未做更多了解，但对合并前的浙江农业大学，特别是农经系[10]是了解的。记得在读研究期间，国内学科排名，浙江农大，一所省属院校，其农经学科研究生培养水平曾超越数所部属院校，位列前四[11]。1995年中国青年农经学者年会在浙江农大召开，有幸受邀参加。这次杭州行让我对坐落在华家池畔的浙江农大留下了深刻且美好的印象，这个印象不只是自然美境，更多的是生活与工作在那里的一个个脸上洋溢着喜色的浙农人。所以，六年后来到这里做博士后，似乎没有什么陌生感。相反，和蔼可亲的浙农人，把“农院美德”发挥到极致，让我有一种“回家”之感。尽管在我来到华家池做博士后时，此时的浙江农大，已变为浙大，许多合校后的工作还在紧张地忙碌着，但对新千年之始即到达浙大的这位卡特“新人”，学校博管办、人事部门、校区后勤以及卡特中心等都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12]。让我记忆犹新的就是浙大人的办事效率。快捷的后勤服务，让我次日就住进博士后公寓[13]，卡特中心为我配备的计算机也于当日搬进公寓，煤气罐的隔日办妥，以及座机电话的一周内装备，一下子使得这套公寓生机盎然。
经过短暂安顿，携着对山西“三农”发展缓慢问题的长久思考，扛着“合作教授”黄祖辉先生的大旗，借着浙江省农办副主任——习总书记曾亲切地称其为“超级农民”——顾益康先生的东风，开始了我对浙江省的县乡村户四级体系的细致考察。在浙江农办的大力支持下，我不仅获取了1986-1999年全部10个观察村的田野调查数据的使用授权，更结合自己对浙江20多个县乡村户的田野访谈，使我对“浙江奇迹”的产生有了从感性到理性的认识升华。一个通向TOP研究的“宅男生活”正式开启。
在浙大两年的博士后生涯中，可以说除了到乡村，到农家走访外，我绝大多数时间一个人关在公寓中过着苦行僧生活。一日三餐，一做三用。为了探明浙江奇迹的由来，整天对着一个个田野调查数据，去计算，去思考。为了减少外界对我的思考之影响，在工作时将公寓中的电话线拔掉，全身心地投入到“晋浙农民行为的比较与思考”中，害得卡特中心的同志们有急事也找不到我[14]。一份份研究报告就在这个思考中快速形成。随着研究的深入，项目申请的思路也相继打开，两年的博士后生涯先后申请并获中的项目有7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70173016）和应急项目（70141022）各1项；浙江省社科基金一般项目（N95E33）1项；山西省软科学项目（001010和011046）2项[15]；国家博士后基金1项，浙江省农村发展研究中心项目1项。与此同时，由研究报告精练与升华写就的一篇篇学术论文也得以在全国数十个期刊相继发表。两年的博士后生涯，累计撰写并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其中以浙江大学名义在中国知网上可检索到的就有22篇，包括《管理世界》2篇，《中国农村经济》3篇、《农业经济问题》3篇。由报告整理形成并正式出版的专著2部。由这些著作、论文及报告作为核心，在全国层面获取了一个“全国优秀博士后（论文）三等奖”、获取了一篇“全国农村固定跟踪观察点办优秀调研报告”；在浙江省层面获取了一个“浙江省青年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专著）一等奖”；在山西省层面获取了两个“山西省科技进步（软科学）二等奖”。同时，还由于自己精力充沛，主动和当时浙大农经系的数名博士生合作，做了一次实实在在的见习博导，有6-7位博士生在我的支持下，顺利获取博士学位。
回头看，两年的浙大博士后生涯，收获是颇丰的。记得在2009年专著《中国农家行为研究》出版时写的一篇“我的三十年”记述中，曾感叹到：“表面看，（卡特）中心完全是一个虚拟机构，专职研究人员除了博士后外，几乎为零。实则不然，以原浙江农业大学农经系为基础的一个团队就是支撑中心运转的核心力量。当然，工作做的非常踏实的浙江大学博士后工作办公室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组织。它以区区两三个人之努力把拥有200多名博士后的团队打造地在浙江乃至全国都有声有色。以工作办成员为运作核心的浙江大学博士后联谊会，不仅给在校博士后创造了最基本的生活环境，还为改善这一环境做了扎实的工作。正是在这样一个校（浙江大学）、点（博士后流动站）、办（博士后管理办）三位一体的良好且有效率的工作环境下，使我在浙江大学创造了人生之奇迹——个人业绩达到顶点。”
首次申请到国家级项目，成为实实在在的国家级项目主持人；论文数量与质量有了质的飞跃，首次在权威刊物上有了突破；专著的出版与学术评价也达到一个的新高度。为此，在浙江大学博士后出站前，学校首次同意让一名博士后破格晋升为研究员。当然，在浙江大学卡特中心工作的收获远不止个人做出的那点业绩。大量的师生关系以及人际关系积累是日后我到交通大学继续向TOP研究迈进的基础。
冲动、信心与成功
在浙江大学两年，虽然初步“领教”了学校对学术期刊级别划分的厉害，但也从中尝到不少甜头。在那个学术论文与文学故事发表有相似性的年头，尽管撰写学术论文为科学工作者带来的仅是一些“秤盐打醋买烟”的零用，但对个别爬格子能力超强的学者来说，家庭经济状况的改善与此直接相关，故千字稿酬的高低对部分学者的诱惑作用非常明显[16]，劳动价值论在学术研究方面应当说在那个时代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这个行当，尽管自己十分努力，特别是进入浙江大学后，这个努力已不是十分，而是十二分，由此也就有了时不时的稿酬通知。尽管这些通知额度时多时少，但给自己努力的安慰作用巨大，让我这位毕业工作十多年的学者，在摆脱家庭经济窘况似乎增加了不少体面。说实在话，除了生活必须，我对金钱看的很淡，所以在学术论文发表的期刊选择上，更多的期望是花样性，而非高“级别性”。浙大的级别划分，对我来说认同度并不高，故在学术水平几乎相当的论文发表期刊选择过程中，花样发表就成了自己的重要选择方式。直到来到交大的前三年，我都如此。当然，这样做自己从经济角度吃了不少亏，为此也曾与院领导进行过“抗争”，期望学院的评价以论文质量或学术水平为标准，院领导对此（从内心）也是认同的，但具体操作确实难。也正因为如此，在执意中，自己的观念也开始发生微妙转变。真正从根本上让我转变观念，认同期刊级别，那应当说是2005年后的事了。
随着学校对研究生毕业考核的论文数量与期刊级别明细化，作为导师的我也只能无奈接受。当然，这中间最大的触动：国内期刊编辑部对学者劳动价值判断的“集体左转”，由高额版面费取代稿酬，让作者由“收”到“付”，由“小收”到“大付”，甚至“恶付”的转变。作为这个过程的受害方，在学者们的劳动价值不能被期刊认同的同时，我们被迫对杂志从观念到行动上也进行分类，规定学生只能在“清单”中的杂志上发表才算。把有高额版面费要求，且发表时间有“保障”的杂志做了选择性的屏蔽。正是在这一系列变化中，《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中国社会科学》等中文类核心期刊正式走进我的视野。我们的努力也开始把向这些杂志投稿作为主攻目标。
行动是观念转变后的结果。如果说，向《管理世界》投稿，还属于一种尝试，那么在向《经济研究》投稿就成为一种信誓。在2001年和2002年，我的两稿质地较高的学术论文相继在《管理世界》发表后[17]，开始考虑学术提升与转向，由此《经济研究》也就进入了我的视野。
2002年原本计划到台湾去考察属于同根同源族群的“台湾农地制度”，台湾大学农经系主任陆云先生也给予极大支持并热情欢迎。但天有不测风云，申请被“陆委会”拒了，无奈想走出大陆去见识一下外面世界的梦一下子泡汤了。可上天也有不绝人之路，再经同学推荐，顺利地转道去了澳大利亚，有了跟随在悉尼大学农经系任教的万广华先生合作研究之经历。
三个月的悉大访学，尽管受自身语言缺陷，让自己在感受悉大教学与研究上的受益有了折扣，但也正因如此，有了我与万先生长久持续的就一个专题进行细致而深入的探讨。一个关于“中国农村储蓄问题”的研究成就了我们师徒的合作成功。尽管离开悉大时，我们的研究还在进行，但基本定型的研究成果让我有了冲击《经济研究》的冲动[18]。三个月的访学结束回到交大后，我的注意力重点转向由研究人员向教学人员的身份转变之适应，同时也没忘记对在悉大访学期间撰写的5篇学术论文的再润饰。很幸运，5篇论文全部投出去后，相继被裁稿。裁稿最快，当是我与万老师合作撰写的“转型经济中农户储蓄行为：中国农村的实证研究”一文。此文投去《经济研究》快半年了，一点音讯没有。在我电话咨询编辑部，回复未查阅到，让再寄一次。也就在论文再次寄出不到一周，一本载有我们论文的《经济研究》杂志（2003年第5期）已寄达安泰，寄到我手上。真让人既感惊喜，又感失落[19]。更大的惊喜还在后头，大约过了半月，一笔巨款从编辑部寄到安泰，让我真的喜出望外，1100元的巨额稿费[20]，这个数字在我心中成了永远的记忆[21]。从此开启了我的《经济研究》之路。
细节、理解与超越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两千多年前，伟大诗人屈原在其《离骚》中写下的这句话，看似针对自己，实也受益后人。作为一名大学教师，一名科研工作者，我们何尝不是如此。科学研究需要求索，教书育人也一样需要求索，特别是研究生教育，更是一种以求索为主的教育。
在通往《经济研究》之路上，我只是一个因沾牛人光而露面的学者，至今未独立或主笔发表一篇。但在这一沾光或露面的过程中，每一“沾光”背后都有我不少心血付出，故也就有不少感想或心得。这一感想或心得可用《渴望》中的一首歌名来概括，那就是《每一次》。
从2003年的斗胆投稿，到2006年的细致处理，让我充分认识到，一个人的信心和其在写作中对细节的关注，对学术论文能否成功登上《经济研究》至关重要。没有信心永远不会有高水平论文的发表；没有细节关注，高水平的论文也只能说是有瑕疵的“高水平”，离真正的高水平还有一定距离。从对论文审阅视角看，确实好的，且能够通过评审专家认同的学术论文，固然在思想上、方法上有独到之处，但更重要的是细节关注上到位程度，让审稿人阅后除了点赞就是点赞。这里的细节，表现类型非常广泛，诸如：论文中的数据，小数点运用是否有一个规范？（一般地建议正文两位，参数4位）；田野数据是否经过认真拷打？（因缺项而对样本采用删除的方式，原则上不允许）；引述的文献是否有标准？（文献也需要拷打，原则上，实证类的文献至少要4个页码及以上，且发表在有一定影响的期刊上）；引述方式是否规范，比如英文文献中的等，是否使用“et al.”；文字、图表的表述是否精练、准确？是否使用了带偏见性的词语，诸如“我国”？（建议更多使用不带偏见的中性词“中国”）等等。
作为在《经济研究》露过面的作者，常常被编辑部聘为匿名审稿人。我在审阅学术论文过程中，很自然地会对把“研究的对象”用故事方式讲的好的论文给予特别关照。原因很简单：“你的研究让我读了有一种享受之感，我不给你点赞，说不过去”。关于这一点可以从阅读林毅夫先生早期出版的一本专著或论文集《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1992）得到充分体会。事实上，这也是万广华先生，在合作研究过程中多次强调的核心内容。正是因为有他的这一强调，我在指导研究生写作时，特别关注论文的故事编写问题[22]。从2009年到2017年，我们相继在《经济研究》发表了8篇，每一篇都有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都让读者能从中品出余味。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一个好的故事编写是实现学术论文上档次的关键或保证论文进入高水平系的灵魂。
当然，能否发表，决定因素很多，对此学者们也应有一个充分的思想准备，有一个对编辑的正确理解。比如，我们投在《经济研究》的一些稿子，自认水平不低，且相对以往有进步，但却未能通过编辑关。一篇未通过，认；两篇未过，认；当第三篇还未过时，我感觉有点不对，一定事出有因。故电话咨询原因，答曰：“你们发的稿子太多了”。对此，我们只能无语。但不管怎的，确实是一个原因，为他人让路也应是一个学者应秉持的态度。还有我们曾写过一篇与国内大牛商榷的文章，按照一般理解，这是必发的，因为此文在推动学术进步方面较原创意义更大，但最后也未通过，至于原因不得而知。为此，从“我与《经济研究》”视角，建议《经济研究》编辑部，在未来刊发学术论文时，应对商榷类的学术论文予以充分重视，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期刊的学术性提升，否则《经济研究》会沦为一家之言。我期望的《经济研究》应是一个超越门户之见，容纳百家争鸣的期刊。更为大胆的建议：为了实现匿名审稿中的未充分交流遗憾，期望《经济研究》编辑部在论文正式发表时，将匿名审稿人一并公布，这非常有利于学术进步。
合作，升华与项目
合作研究，已成为TOP类研究的一种趋势。民间有句话：“朋友多了路好走”。学术界也同样存在。要想在应用经济领域走的更好，合作研究将是一种必然趋势。事实上，从《经济研究》（2000-2017）十八年发文的统计情况完全证明了我的这一判断。“单打独斗”的《经济研究》成功方式呈快速下降趋势，在2000年，这一比例高达63.64%，而到2017年只有16.00%；“三人成虎”的模式正成为经济学研究的主流，其比例由2000年的6.36%快速上升到2017年30.67%。从近五年《经济研究》（2013-2017）发文格局看，双人合作的比例最高，达43.55%，是目前成功学术论文的主体，三人合作的比例次之，为33.84%，是目前上升最快的模式。独立完成的比例只有12.21%，下降幅度超大，似乎表明：今人不如前人，实则不然。客观地说，这是《经济研究》风格转变，实证化、数量化、模型化的结果。同时，国内整体经济学教学水平以及学术素养提高，竞争日趋激烈，团队合作当更胜一筹。这里的团队合作，不要仅理解为同一行政单位的团队合作，而要理解为互联网下多个行政单位的团队合作，事实上这类合作已非常广泛。就以2017年《经济研究》第11期、第12期的学术论文具体统计看，合作研究占到77.27%，其中，同一行政单位的合作，占36.36%，多个行政单位的合作，占40.91%。
从经验来看，一篇好的《经济研究》或《管理世界》等TOP类期刊的论文，不能单纯地当论文看，它实质上是一个好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的蓝本。你在完成此论文时，一定要有一个长远打算，在努力发表的同时，需要着手编辑基金项目申报书，这是高水平论文价值升华的一个具体体现，对此，我深有体会。2009年，当我们的论文：“要素配置扭曲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还在完善中，写就的国家基金申报书自感，命中的希望不大，因我们的结果还没有完全体现，最后也真的没有“中”。一年后，当论文完成并投稿《经济研究》（2011年第5期）后，论文很快就进入匿名审稿中。与此同时，我们把2009年“不中”的基金申报书略作修改或完善，信心十足地再次投向国家基金委。尽管此时论文尚未正式发表，但我们相信评审专家的眼光。实践结果，专家们真的给予很高的评价，支持了我们的申请。汲取这次申报经验，在2014-2017年，由我牵头的“华村一家”科研创新团队[23]连续三次以发表了的或正式投稿到编辑部的论文为蓝本，写成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报书，全部得到专家认同。从这个角度看，高水平的学术论文背后蕴藏着一个个实实在在的项目，这些项目不是一般项目，而是学界高度认同的国家级项目。由此，在论文写作的同时，需要我们去慧眼发掘，让科学论文与研究项目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项目的到来意味着将会有足够的资金支持我们去完成的自己伟大的学术梦想，去自由探索奥妙无穷的自然与人类世界，去撰写更高水平的学术论文。由此可见，合作研究不仅是高水平论文形成的一个重要手段，同时也是让高水平论文升华，形成一个支持更高水平论文生成的基金项目，从而实现科学研究与探索的良性循环。
同时，也不要忘记，传统地“学富五车”、“著作等身”等学术评价体系正在被互联网+冲击的体无完肤，而新的评价体系正在生成。这个评价体系不是别的，正是被圈内认定的特定期刊的学术论文。国际化的，且区段较高的SCI或SSCI论文固然在国内顶尖大学认同度高，其实在《经济研究》等国内顶尖期刊发表的学术论文，其价值也非同一般，甚至在一些“211”大学，一文即可换取一个教授。在“高水平论文”越来越占主导地位的学术评价体系中，类似《经济研究》等的期刊论文，从某种角度已成为一个学者社会声望的代名词。难怪依靠国际SSCI已获“青年长江”的个别学者，还在羡慕拥有《经济研究》论文的学者。
我相信，在《经济研究》纪念其复刊40周年之际，会对学者们的这一努力给予极大支持。同时，通过学者们的不懈努力，用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回馈《经济研究》也是每一中国经济学人的义务和责任。由此，让中国《经济研究》这一经济学界的王牌期刊在通往国际化的道路上，赢得全球学者关注，将成为我们每一个经济学人的中国梦。愿中国《经济研究》办的学术性越来越强，愿在《经济研究》上亮相的中国经济学者越来越牛。让“你激励了我”，成为我超越梦想的开始。
2018年4月20-30日
写于交大闵行校区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
[1]我的《经济研究》露面纯粹是沾“三牛”之光。“牛”师万广华先生；“牛”友朱喜和汪勇祥先生；“牛”弟程名望和盖庆恩学子。在此当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2]人常说：“东山照着西山高”，作为学者，好像没有人去较过真，到底哪山高？似乎大伙心中明白。
[3]其实在大学读书时，给我们开的课名曰：“社会主义农业经济学”（朱道华主编），属于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有点类似今日的“马工程”系列。真正用于指导市场经济发展的理论知识课学的很少，严格地说，几乎没有。但也正因为少，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从事田野调查。我学的《经济学》确切地说应当叫“问政农家经济学”，一个个经济学的故事都来自农家。8个学期的大学，差不多有两个学期走在田野，吃住学在农家。正是这些渴望市场经济的农家人教会了我如何对待率先感知春江水暖的“鸭子”。
[4]确切地说，不会写学术论文。事实上，其它文章也写的很少，唯有给父母定期或不定期写封家信。
[5]据中国知网统计，在1984-1990年西北农业大学攻读研究生期间，冯海发老师累计发表学术论文41篇，年平均贡献近7篇，可见，他的“爬格子”功夫了得，当然，付出的汗水与辛苦，也当是了得的。以他为灯塔，直到今天我都感到很荣幸，故在此对冯海发老师的指引表示由衷谢意。他的这些学术论文在今天看来依旧是级别非常高的。在农经学界最看重的三刊上发文13篇，其中《中国农村经济》3篇，《农业经济问题》4篇，《农业技术经济》6篇；在统计学界最看重的《统计研究》（他最衷爱学科）发文3篇；在经济学界最看重的《经济研究》发文2篇。
[6]那时的我，在研究所虽不是什么有名人物，但业绩连续数年在山西农业科学院同职级组排名第一，所领导、处室领导以及院领导也对自己十分器重。读博期间的1997年就破格晋升副高。可以说，博士毕业回所里工作，前途一片“光明”。
[7]差不多与我同期毕业的博士，回到山西太原仅有的几位，都很快提拔到副厅官员位置。在一次出差回到我的原工作单位，同事们都说：“清华，你看不走有多好，人家都提拔了，能留下你吗？”是啊，我就是一个草民的命。可回过头来细想，类似我等，敢做敢说，在今日山西官场，我不进笼子，谁进！现在想来，应当对自己当初的选择庆幸才是！
[8]也仅收到这一封，其它两封都石沉大海。不过，有一封就足矣，否则，还增加自己选择的痛苦。事实上，这也符合我“知足常乐”的特性。要知道，在那个年代，学校对博士的要求比较低，特别是类似我等在职的，要求就更低，有一篇论文发表即可，所以业绩并不那么出众，有人给机会，对我那就是“烧高香”了。在此，特别感谢我的恩师黄祖辉先生，正是他的一封“不拘一格降人才”之信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
[9]“浙大卡特”是1999年12月31日正式挂牌，我是2000年元月1日到达。这次江南行可以说是自己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所以在“距离”上有点远，用时也特别多，从太原到杭州走了两个“世纪”。这似乎预示着，要圆天堂之梦，需要用“世纪”来行。
[10]其实那时的农经系，在全国“升级”运动中，也更名为经贸学院，我习惯于称“农经系”。
[11]好像是1989年，在农经硕士点评比中，西北农业大学（硕士母校）农业经济管理专业名列全国第一，遥遥领先，分值唯一达到8分以上，第二至第四名的南京农业大学、北京农业大学（博士母校）、浙江农业大学，分值相差无几，均在7.9分左右。
[12]也许是我加入的“黄家军”团队，老板曾是浙农大的副校长（事后才知），也许这里的办事效率就如此（也是事后充分体会），反正当时感觉很爽，没有多想。
[13]说是公寓，实是浙江大学华家池校区原教工住宅区（22-501），面积虽不大，60余平米的精致两室一厅，对一位抛妻别女只身来到杭州的我来说，够用了。
[14]现在想来，这一做法确实有点过分。学校为我安装电话何来，难道仅是为了方便我通讯？事实上，我当时就是按照这个理念进行的。在此，特向曾负责卡特中心也包括农经系联络的秘书吴荣芬同志表示歉意，同时也向她表示衷心的感谢。
[15]山西项目的获得，纯粹是我在山西农业科学院多年与山西省科委打交道积累下的人脉，在我移到浙江，把初步了解的浙江情况向他们汇报后，科委的领导认为有必要设立一个“晋浙比较系列研究”之结果。确切地说，山西省科委的领导是把我看作被派到浙江的“取经者”，连续支持了三年，三个项目。当然，我也用辛勤的汗水、优质的报告予故乡以回报。
[16]在那个没有级别一说的时代，学者们私下交流最多的当是那个杂志稿酬高，哪个杂志千字稿费多。虽然稿费并不一定能够完成家庭经济的根本好转，但也是学者间私下谈论的一个重要话题。同时，在那个靠发行量生存的年代，稿费也是杂志主办方吸引优秀稿源的一个重要办法。
[17]在这里有一个编辑和作者共同进步的故事。在首篇《管理世界》发表后，我向栏目编辑程淑兰女士发去一封感谢信，同时也附上一篇新作。程老师很快就给予肯定回复。在2002年初第二篇《管理世界》论文见刊后，我又以同样的手法再次努力，这次程老师的回信非常快，但信的内容偏离了我的期望：“三篇论文一个水平，没有进步，不予发表”。是的，的确是同一个水平，程老师说的一点也不为过。让我想不通的是，编辑还在关注我的进步，这让我有点惊愕。不过，很快就从这个惊愕中得到启发，“如果同一水平，发再多的论文，对社会进步有何意义？”我们作为科技工作者的目标在哪里？不就是在推动学术进步，自己都不进步，何来推动社会进步呢？正是有程老师这样独特的编辑，有她这样的提携之点拨，才造就了接下来的我，在学术研究，在教书育人，确切地说在自身认识与研究生指导上，有了突破性的提升。在此，特向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原《管理世界》农村经济栏目编辑程淑兰女士表示衷心感谢！
[18]说冲动，是因为之前几位中国学者在悉大师从万老师后，都成功地实现了《经济研究》的攀越，国际SSCI的突破。特别是我的中国农大博士同学，石家庄经济学院的牛建高先生，2002年在《经济研究》上的亮相，真的让我从内心感到访学的价值非同一般，同时也让我有了一种进军《经济研究》的冲动。我到悉大访学也得益于建高以及中国农大温洛克班武拉平同学等的引见与支持。在此特向建高和拉平表达谢意！
[19]一通看似有用，后检验无用的长途电话，引发三笔无谓支付：长途电话费、邮寄费、文稿打印费，就这么白白的浪费了，真让当时的我心疼！
[20]相当于我1999年底离开山西时的3.36个月工资之和；2001年底离开浙大时的1.22个月工资之和；2002年初到交大时的0.55个月工资。这笔稿费对我来说，有着重要的意义，它既是稿费时代我的一个努力新高，同时也可能是我永远的高度。事实也的确如此，我及我的研究团队，能够在编辑部思路“全面”左转后，尽最大努力保持少支或不支版面费，已成为我们的奋斗方向。
[21]要知道，从此后《经济研究》将开启全新的运行模式。在2003年第5期的最后一页有一个简短公告：“为适应本刊匿名审稿制度的全面推行，进一步与国际规范接轨，经编委会讨论研究，决定从2003年第7期开始，本刊不再向作者支付稿费，而将其转作专家匿名审稿之用。”
[22]其实学术论文程式非常简单，有它特定的格式，我们把它界定为三段论或四段论，类似“八股文”。首先，在序言中，应导出你关注研究对象，把他上升为一个科学问题的起因与动机。其次，从文献综述中，应告诉世人，包括自己，前人在你关注的研究对象方面做了哪些贡献，还有哪些地方有待研究，进而确认自己将要做出贡献方向。第三，在确认自己创新方向后，从材料、方法到思想，把你要努力的过程用文字讲述清楚。最后，对自己做的结果进行讨论，且这一讨论要和文献综述中的分析结果进行比较，完成了多少，还有多少留待以后完成。一和二合并即三段论，拆开即四段论。
[23]上海交通大学“华村一家”科研创新团队2010年以来申请并获中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共有15项，其中面上项目12项（史清华主持：71073102、71273171、71473165和71773076；朱喜主持：71273172和71473163；张跃华主持：71373228；程名望主持：71173156、71373179和71673200；卓建伟主持：71673186；盖庆恩主持：71673156）；人才项目1项（晋洪涛主持：U1204707）；地区项目2项（周波主持：71063010和71263023）。